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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比如可以让资管公司自己处置一些风险。投资项目有高风险的、也有低风险的，政策应该允许资管公司将上述项目打包，然后到市场出售，是所谓“错配”，而不该搞一一对应（指管理回报与具体金融理财产品一一对应，不能打包）。否则资管公司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，就没有动力去处置风险。如果一个项目就是一个产品，再想卖高风险产品就很困难。资管公司没有灵活性了，就必须采取偏保守的措施，业务被限制死了。

  观察者网：您刚才提到“影子银行”存在的必要性。前几天央行行长易纲也表示，影子银行是必要补充，但要依法规范经营。我们大家都知道“影子银行是游离于银行监督管理体系之外、规避监管的信用中介。您认为“影子银行”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？

  姚洋：过去7、8年，“影子银行”业务在我们国家发展非常蓬勃，解决了很多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，也解决了地方政府的融资问题。

  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地方政府不该到“影子银行”去融资，但现实情况摆在这里，不去这里融资没钱用。如今，资管新政“一刀切下来”，“影子银行”基本全部停掉了，银行的表外业务全部回归到表内。这时候即便银行再有钱，也流不到需要钱的企业那里。

  由于表内业务受到监管，资金规模受到自有资本充足率的限制，也就是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自有资金应占到全部资产的8%以上，这就把银行的运营规模卡死了。此时就算央行采取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，把钱拨给商业银行，商业银行也贷不出去。

  观察者网：如何保证游离于监管的“影子银行”不起到负面作用？央行报告称，截至2016年末，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外业务余额超过250万亿元，这一规模比表内总资产规模还要高。您认为“影子银行”的规模控制在什么程度较为贴切？能否有一个合适的量化指标？估算也行。

  姚洋：这个很难回答。我觉得不是量的问题，而是监管的问题。我们的监管跟上了，规模不应该是一个问题。

  观察者网：最近欧洲经济不太好，尤其是法国出现了严重的骚乱。此外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全球经济提高速度预期。这是否说明国际大环境不太好？对中国经济会有怎样的冲击？

  姚洋：除了贸易战，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冲击并不是很大。我国经济体量足够大，对外需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小。总体而言，国际环境对我们影响不会太大，主要还是国内政策要搞好。

  对全球来说，上一轮经济扩张与中国经济扩张有关，2016年底以来世界经济复苏，是中国经济复苏带动的。因而，中国经济发生变化也会影响世界经济的走势。

  现在已经不像以前，不再是中国经济跟着世界经济走。由于中国的经济体量太大，对世界经济的反作用越发明显：如果中国经济好了，世界经济会跟着好，大家都可以分一杯羹；如果中国经济差，世界会跟着差。

  中国是生产基地，相当一个中转站，美国是消费基地。若生产基地降速，原材料供应国的需求就会减少，进而降低经济增速。

  此外，中国的消费市场慢慢的变大，很多原材料、中间产品要靠进口。中国需求下降，对世界产品、原材料的需求也会下降。

  观察者网：上个月，中国举办了进博会，能否理解为中国通过主动增加消费需求来刺激世界经济发展？

  姚洋：是有这个意图，但关键还是要看中国国内的形势。我们举办了进博会，但若企业不去进口也是不行的。进博会只是打开了一扇门、一扇更大的门，但门里面得有需求，而创造需求就要靠改革。